二〇〇〇年，陈虻找到柴静，问她：“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回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就是这一句话，把柴静推到了今天。在《看见》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我相信四年的大学生活为我留下了一种烙印，那就是无论是否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我都会更加尊重规则、尊重法律。现在想想，这种相伴相随的尊重，大概就是一种朴素的信仰吧。法官信仰法律恰如牧师信仰《圣经》、阿訇信仰《古兰经》那样。在信访办工作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信访工作有了更为深入和直观地认识。有部分上访人，口口声声要讨个说法、信誓旦旦地相信法律，其表现无一不体现出对法律的“信仰”。然而，当你依法告知和引导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时，他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不想、不愿、不信，坚持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大官”、“清官”身上，为此甚至不惜大吵大闹，就如同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希望通过“做坏事”来引起家长的注意一样。我在想，为什么一个人身上会表现出如此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想通过规则解决问题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的是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我用心理解上访人的想法、感受，试着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忘记所有法律条文，努力从最远的地方一路追寻而来。回顾历史，我国没有信任司法的传统。在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司法权仅作为地方行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信奉“无讼”的地方行政长官统一行使。在这样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当事人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支配下，个别案件的当事人在因为证据不足致使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发生偏差而无法胜诉时，对“实体正义”的强烈渴望就幻化成了上访的信念。一趟寻找能“拨乱反正”、“为民做主”的“青天”、“清官”的“伸冤”之路即日起程。这背后不是对规则和法治发自内心的信仰，而是“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官本位”崇拜。一些人把法院和法官当成工具：判我胜诉就是“青天”，判我败诉就是“贪官”，这背后包藏的是更为深层的利益。

    “是利益。”思虑至此，我豁然开朗。为利益而信仰者，其信仰随时可以动摇。这是颠扑不破的铁律。由此，我深深地感到法律信仰之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有一部分人不时痛斥社会不公，而当自己成为某些不公平现象的既得利益者时却又选择沉默，这“选择性的缄默”所暴露出的不恰恰是对公平正义信仰的缺失吗？

看见自己：“庐山烟雨浙江潮”

    编剧宁财神在他的成名作《武林外传》中借吕秀才的口提出了一个困扰人类千年的“天问”：“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

    当局者迷。看清自己，有时也许比看清别人更难。

    柴静在记录别人的同时，也在记录自己。她努力地“看见”，把这当成记者的本分。“记者就是记着”。其实，她当然知道，作为已成名的记者和节目主持人，有时不那么“拼”，生活也依然会过的很好。她当然也知道，无论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和事业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无闻。死亡，之于每个人都是必然降临的节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理想和抱负；然而，我也明白，那曾拥有的一切也会随着年华老去而逐一远离，如同尘埃最终落定。当岁月的痕迹爬满曾经年少的面颊、过往的敏锐被渐渐的苍老磨钝时，我会不会回头找寻，是什么支撑我一路前行？“生与死，苦难与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蓦然想起苏轼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唯有“看见”，唯有经历，不会与死亡同眠。

    用心看见，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